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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名: 白云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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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: 形象思维漫谈 


   形象思维,在文学艺术方面通常也称之为艺术思维,是指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活动。具体地说,是包括“观察生活、领悟生活、从中提炼素材、进而塑造艺术形象,以寄托自己的感情,”这样一个全过程。可以说:一切文艺作品都离不开形象思维。文艺作品中成功地运用形象思维的例子不胜枚举,这些成功的例子都可以给格律诗词(下文称“诗”、“诗词”的均是指格律诗词)的创作提供借鉴。
比如电视广告,那也算是一种文艺形式吧,它也运用形象思维,有时还用得很精彩。曾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一则有关爱护牙齿的广告:画面上一座大山在雨水风雪的侵蚀下慢慢分崩离析、土流石蚀,最后变得遍体鳞伤、面目全非;所配的画外音说,“大山尚且经不起腐蚀,何况牙齿!”你看,多么精警的形象表达!给人“爱护牙齿、保护牙齿”的概念是多么的具体、印象是多么的深刻!
白话诗(新体诗歌)运用形象思维也有非常出色的例子,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贺敬之的《回延安》:“几回回梦里回延安,我双手搂定宝塔山。千声万声呼唤您,母亲延安就在这里!”一番一番地梦回,千声万声地呼唤,可见思念之切、感情之深;宝塔山和山上的宝塔是延安的标志,“双手搂定”是把心窝贴在那儿了;以母亲比喻延安,寄托了敬爱、依恋、血肉相连的亲情。你看,多么精彩的演绎,多么深厚的感情,多么深切的怀念!
就诗词而言,其表达感情的方式更是离不开形象思维。由于诗词篇幅结构的特殊性,它近乎苛刻地要求作者用最精炼的语言、高度集中地对生活典型进行艺术概括,据之以营造意境、抒发感情,从而感染读者。如李白的《静夜思》就是一篇典型范例:诗人只用了20个字,就成功地描述了“对月怀乡”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、描述了人物的动作和心理活动,营造出一个特殊的意象氛围。这20字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产生了极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,猛烈地撞击读者、特别是异乡游子的心房,以至于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传唱。
形象思维,简单地讲就是用事物的具体形象来表达抽象的思想感情。物有象,事有迹,都能直接给人以具体的形象概念。但思想感情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抽象概念,除了直接描述作者自己的感受之外,在诗词中怎样用最精炼的语言来最恰当地表达、而又能让读者去感觉它、看到它和理解它呢?
清人刘熙载在《艺概》中说:“以鸟鸣春,以虫鸣秋,此造物之借端托寓也”、“山之精神写不出,以烟霞写之;春之精神写不出,以草树写之。故诗无气象,则精神亦无所寓矣。”这里提及到两个方面:一是作诗要用形象思维,即“借端托寓”、“诗无气象,则精神亦无所寓”;二是形象思维的表达方式,即“以鸟鸣春,以虫鸣秋”、以烟霞写山之精神、以草树写春之精神。也就是说:运用具体描绘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事之象、物之形的演绎手法,通过其内在因素的连系引起联想,以达到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目的。实际演绎时,形象思维运用在诗词中的表达方式是多样的。
  
其中一种是只写形象。请看一首杜诗:

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。
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。

这诗看来是一句一事、一句一景,互不关连,也没有提及作者的感情,杨慎因此而在《升庵诗话》里说它们“不相连属”。但是,果真如此吗?如果结合该诗的创作背景来解读会产生怎样的理解结果呢?
在安史之乱后期(公元760年),杜甫建草堂于成都浣花溪畔,时时与蜀州刺史高适唱和;762年,杜甫好友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入朝,地方兵马使徐知道趁机作乱,杜甫因避乱而流亡梓州等地;次年,安史乱平;过一年,严武还镇成都,杜甫闻讯即携家自閬州启程返成都草堂(后入严武幕),期间就所见所感即兴赋诗,得绝句四首,这里引述的是其中第三首。据范成大《吴船录》云:当时的草堂其东侧是万里桥,桥东侧为合江亭,自蜀入吴皆由合江亭登舟。草堂濒水,门外可见泊岸之船,从西窗往外看可望见西岭(即岷山,俗称雪山)。政治局势和社会环境由乱到治,自家生活由流离到安定,且又可与诗友时相唱和,作者愉悦的心情可想而知。
此诗首句愉快欣然、温情脉脉,次句自由穿空、如释重负,前两句是表达轻松喜悦的心情;“千秋”、“万里”,喻时空之久远,山头积雪千年不化,喻安定也,唯战乱尘靖、局势稳定方可行得遥达万里之船,作者又可挥舟东下了,所以后两句寓长治久安之意。看似独立的四句,其实是用一种看不见的东西连起来了,那就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作者融汇了身边事、心中情和眼中物,提炼出4种不同的具体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。现代学者刘拜山在《千首唐人绝句》中评解此诗时说:“一句一事,若不相连贯,要能构成一幅画面。”又说“宋人每效法此种”,并举苏轼《溪阴堂》为例,认为“章法即祖此”。苏诗云:
  
白水满时双鹭下,绿槐高处一蝉吟。
酒醒门外三竿日,卧看溪南十亩阴。

其实此两诗的演绎方式并不尽相同:杜诗是句句皆景,景景客观;苏诗前两句写景、后两句写人物的活动,“酒醒”、“卧看”已点明带着主观感情色彩,即旧评所谓之“着相”。至于两诗间艺术水平的比较,读者自可从诗中咀味。

有一种是只写感情,并没有描述具体的事物形象。如陈子昂的《登幽州台歌》:

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。
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泪下。

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”。独登临而俯仰人间今古,满腔心事、几许波澜,一番感慨,一丝无奈,一阵悲凉;望中天地莽莽苍苍,作者怆然独对,便生发出寂寞凄然与满怀惆怅。四句写的都是作者的感受,表面看来是抽象的,除了“泪下”二字之外没有其它具体的形象。
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,作者随武攸宜征契丹参谋军事,因战事不利,便几次向武攸宜进言献计,均不被采纳,自己反被贬为军曹。眼看受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,自己的报国才华无法施展,便登蓟北楼寄慷慨于悲吟,写下了《登幽州台歌》和《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》等诗篇。蓟北楼即幽州台,就是燕昭王筑台置黄金招揽人才的黄金台。
由于作品所涉及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 —— 也即是所谓之“典故”,由此而联带出来的燕昭王置黄金招贤纳士、乐毅拜将等古人形象就变得清晰而具体了。就是说诗中同样用了形象思维,只不过是通过典故联想而多了一重关系、增加了一道曲折而已,典故因其所固有的内容而实际上就是具体的形象。作者自叹怀才不遇进而思念求贤若渴的古人,这种心态情感自此表露无遗。这样理解是否有理据呢?这可以从作者同时所写的览古诗《燕昭王》里寻找佐证:
南登碣石馆,遥望黄金台。
丘陵尽乔木,昭王安在哉?
霸图今已矣,驱马复归来。

又有一种是形象、感情一起写。这里试举李白的《赠汪伦》为例:

李白乘舟将欲行,忽闻岸上踏歌声。
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。

开始两句叙事,是形象,“忽闻”两字已暴露了主观意识;第三句状物,水、岸、舟三字把三句连在一起,“深千尺”预为下文抒情张目;结句“不及”二字是作者的感受,由这二字引导便进入感情之中。这里以形象带出感情来写,经过精心组织,使两者在诗中能自然地、有机地结合到一起。
再看刘禹锡的《乌衣巷》:
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。
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通篇都似在描述具体形象,但“旧时”二字便“着相”,因之而见到作者情怀:若非作者的主观意识,安知新燕旧燕?若果作者无情,如何分辨得是王、谢之旧燕?所以“朱雀桥”、“乌衣巷”、“王谢堂”等繁华旧地,与“野草花”、“夕阳斜”、“百姓家”等寻常景物之间,因“旧时燕”的活动而产生了强烈的对比,同时使人感觉到时空的跨越。而这种对比和跨越,是通过对具体形象的描述来完成的,是通过描述具体形象来表达对“人事沧桑”的感叹的。
再举上面提到过的李白《静夜思》为例:

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
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

此诗首句写景象,次句是由此而产生的思维活动,是一景一情;第三、四两句写人的活动,属于表事(象),但结句是因第三句而起,而且表述的是作者最终想表达的游子思乡的思想感情,这是一事一情。这诗中,形象和感情的表述是交替进行的。

形象思维在艺术创作到作品欣赏的整个过程中,是以审美感知为起点,经过一系列的思维活动而形成审美意象,这其中包括对客观形象的具体描述。这种具体描述既合乎逻辑又有具体的形象,而描述的内容和形式又受创作者主观意识的支配,所以它必然会受到创作者世界观的影响,同时也会受到创作者对生活的理解程度和自身艺术修养水平的制约。比如有两则关于美容护肤品的电视广告,其内容形式和表述用语大致相同,但结束语有很大的差别:一则是“柔柔滑滑的,现在我的皮肤变的——好细腻啊!”另一则就不同了,“柔柔滑滑的,不相信?请用手在自己的脸上——弹钢琴!”比较而言,哪则广告给人的印象深刻呢?相信答案是不言而喻的。
在诗词作品中,形象思维则是她的艺术灵魂。没有运用形象思维的诗就象是缺少了艺术灵魂,结果就如俗话所说的是没有“诗味”,很难成为好诗。毛泽东主席在致陈毅的一封信里说:“要作今诗,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”;又说不用形象思维的诗,读起来是“味同嚼蜡”。此话真是可以给诗词作者用作座右铭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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